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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张之洞电稿”的来源、编纂与流传

  笔者按:因为研究的需要,《张之洞全集》是手边常置的史料书之一,尤其“电稿”部分,大概翻的是最多的。电牍作为近代新兴的一种公文类型,张集所收者,无论以绝对数量,还是史料价值来衡量,在同时代人文集中,恐怕也只有《李鸿章全集》可与并论。我个人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想法,也是在课堂上经常与学生交流的话题,即我们利用史料时,需要对其文体有一定的敏感,而关心史料本身性质、源流、形成(包括收藏、传播、编辑、出版等等)方面的问题,实际上与借助史料所欲解决的具体课题并不脱节。这层意思,在方家看来,或不足道,但在利用材料尚嫌粗放的近代史研究领域,仍有其针对性。趁着近期整理许同莘辑《庚辛史料》的机会,想把以前积累的想法做一点清理,顺便以“张之洞电稿”为例,杂谈一些有关史料学的问题。这个工作,对张之洞文献的编纂与出版研究有些微的补充,更紧要的,或在于牵扯出一种意识,即我们可以用何种眼光来看待与利用“电稿”,而一旦有了这种意识,我想对于其他类型史料,也同样是适用的。
  因篇幅较长,分成三篇刊布。此为第三篇。
  《张文襄公电稿》于“戊午(民国七年,1918年)六月二十七日编迄”,同年底正式刊行,封皮由张曾畴敬署,内封由陈宝琛题签,各卷终均有“戊戌许同莘编辑”字样。这是“四稿”之中最先面世的一种,也是许同莘整理的张之洞著述中卷帙最多、最具特色、也最耗费心力的一种。他曾以亲身见闻,说明张之洞对于电稿的异常重视:
  张文襄公电稿,始自督粤,讫于入相,先后二十三年,诸稿出自手书者十之八九,半生心血,具在于是。同莘曩以末学得奉教于幕下,窃见公端居深念,凡所规画,必穷究利弊,贯澈始终,一稿既成,反复涂改,务求事理之安而后已。庚辛之际,危疑震撼,焦心劳虑,绕室彷徨,手治文书,往往彻夜不寐,盖其尽瘁忘身如此。(许同莘《〈张文襄公电稿〉跋》)
  19世纪80年代初,清朝开始大规模架设电报线路,而不久即逢中法因越南问题发生冲突,为应对紧急态势,清政府进一步开放电奏,并利用电报加速地方之间信息快速。张之洞于重要公文书,向来亲力亲为。前在山西巡抚任上,苦于文案无人,“一切笔墨皆须己出,不惟章疏,即公牍亦须费心改定,甚至自创”。(《致张幼樵》,光绪八年五月)1884年,调任两广总督后,他即开始大量使用电报,此后近三十年的大吏生涯中,几乎无一日无电稿,无一稿不经心,“出于手稿者十之八九”。
  曾居张幕的陈衍指出幕主有“亲笔属稿”的习惯:“奏议告教,不假手他人,月脱稿数万言,其要者,往往闭门谢客,终夜不寝,数易稿而后成。书札有发行数百里,追还易数字者。”再据张继煦亲身见闻,“公于重要文件,多亲自草,不假手于人。余在友人处见公庚子(1900)电稿涂乙殆遍,往往一字改易数次而后定”。(张继煦《张文襄公治鄂记》)换用张之洞本人的话说,“洞不能常作书,兹因差便,手布数纸。惟有电语,尚可时相闻问。凡电报皆鄙人亲笔属稿,与手书无异也。无论致何处之电皆然,电奏千百言,更不待言。”(《致鹿滋轩》,光绪二十六年)


张之洞(1837—1909)

  张之洞电稿跨越时段长,涉及面宽,内容信息量丰富,反映其本人的思想观念亦较深切著明,正因如此,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。许同莘对电稿价值有充分认知:
  公以一身系中国安危,读公文字,可以验世运之盈虚,考时政之得失,一也。立功、立德,非言不传,章奏、文移,每为体裁所限,惟电文初无程式,语质而事核,词约而理明,读公遗编,见公功德,二也。公历封疆三十年,除抚晋外(时山西无电线),无一日无电稿,无一稿不经心。按日寻绎,如日记、如年谱,忧乐之怀,顺逆之境,随处可见,三也。(许同莘:《〈张文襄公电稿〉例言》)

张之洞电稿手迹

  张之洞电稿因其记事系统、首尾完具的性质,在反映时政、世局以外,竟然还可有类同日记、年谱的功用。但电报形式特殊,在当时“多不发抄”,原件常有失落风险,许同莘检点遗稿,即发现“其中遗漏之处不可胜数,尤以函电为甚”。他对于“电稿”这一类文献,始终全神贯注,搜求不遗余力,《张文襄公电稿》跋文叙编纂经过:
  自公殁后,遗文未经流布,士夫皆思读之,公子君立京卿设书局,集旧日僚吏,属以编校。遭时多故,仅逾年而书局遂散。电稿一编,闽县王君孝绳实任辑录,著手方始,遽以病卒。同莘编奏议、公牍既竟,竭三载之力,始蒇其事。初,公在武昌置写官十余人,录往还全稿,丁未(1907)入都,以稿自随。而督粤者犹阙,同莘求副本于粤、鄂,则辛亥之变已荡焉无存。会王法使秉恩藏副箧中,出以相示,其散佚者,又借抄方略馆、总署档册以补之,于是条理贯穿,首尾完具。中经世变,得不失落,可谓幸矣。全稿凡二百余册,今所编录不及其半。
  按照广雅书局初设时期的分工,“电稿”编纂主要由王孝绳负责,辛亥年(1911)王氏去世后,许同莘全盘接手,“三历寒暑,始克竣事,整齐贯串,几经易稿”。对于电稿的保存、补阙情况,他有所总结:“电牍自己丑(1889)以后最完,乙巳(1905)、丙戊(1906)间置掾吏十余人写之,其尤要者,或抄至数分。同莘编辑之时,稿件以六七万计,从弟同莱助其校理,与底本合勘,又检出应补抄者二千余件。而督粤者尤阙,展转求之粤、鄂,则辛亥之变荡焉无有,幸王雪岑廉访(秉恩)藏副箧中,出以相示,并就方略馆、总署档册,勘对补其阙佚。于是条理贯穿,始末粗具。”(许同莘《编辑〈张文襄公全书〉叙例》)
  综合以上几种说法,可知电稿的主要来源:(1)1889年张之洞督鄂以后电稿,基本保存完整,张本人在1907年北上之前,已命抄手按规定格式誊录副本,并携带到京。(2)督粤时期电稿,原本已不存(见《张文襄公电稿》梁鼎芬跋记),主要根据张之洞幕僚王秉恩所藏钞本录副,缺漏不足者据军机处方略馆、总理衙门档册补充。(3)其他又有陆续增补,如“光绪二十三年致各省电文,旧抄本缺一册,戊辰春得见幕府底本,依次录之,为补遗二卷”。据王树枏《〈张文襄公全集〉凡例》交代,“奏稿中原缺光绪十年各电稿,及光绪二十三年致各省电文旧抄本缺一册,遍觅弗获。及全集刊就,许君始于书肆中得之,延津之剑于是复合。……拟俟许君编公年谱告成,赓续补刊,特先识其概略,以代左券。”则光绪二十三年电文抄本的发现,已在《张文襄公全集》刊行之后,故未及编入,后亦未补刊,今或已散佚。

张之洞戊戌(1898)电稿册(来自网络)

  张之洞电稿编成,全稿多达二百余册,在当时条件下,势必不可能悉数排版印行。许同莘经过慎重考虑,采取了“分为三编”的做法:
  原稿浩博,辑录颇难,太简则失真,太多则寡要,意为取舍,尤恐于当日事情不合,审慎至再,略就事理轻重,分为三编。此六十六卷,为甲编,以待刊行,余为乙、丙两编,以备世守。丙编无关宏旨,如公牍之有例行文件。乙编稍要,而在全稿为剩义。甲编所裁则要旨宏纲,靡不赅备。虽不敢谓一无挂漏,然参互考求,可什得八九矣。(许同莘《〈张文襄公电稿〉例言》)

许同莘《〈张文襄公电稿〉例言》


  三编的区分,以“事理轻重”为标准,这当然包涵许同莘的主观判断,从现在的史料观念出发,甲编所载固为“要旨宏纲”,但绝不至于“靡不赅备”,而意义稍微次要的“乙编”,以及因循琐屑、视同“例行之件”的“丙编”,也未必全无利用的价值。不过,无论如何,当时印行的《张文襄公电稿》即甲编66卷,32册,收录了大量富含史料价值的电奏、电牍,为后人提供了极大便利,全编起自光绪十年(1884)闰五月三十日起,迄至三十三年(1907)八月四日,收录张之洞致他人他处电文近4400件,附录他人他处来电 1400余件,相较于原稿“不及其半”,然已蔚为大观矣。
  电报是一种晚近才出现的、形式特殊的文书,相应有其专门的编辑体例,也即许同莘所谓“编次之法”:
  电稿为文书创格,编次之法,无例可征。书局初议仿纪事本末体,继虑事类太繁,议用编年体,然概以月日为断,又不见事之起讫。兹于编年之中纪寓事之意,如第一、二卷为筹战守,第三卷为争撤兵,第四卷为图补救,余卷仿此。其他杂事,排日附见。譬如黄河,千里自成一曲,而汇纳众流,沟浍不废,大体如是,亦未易截然画分,正谬订讹,以俟大雅。
  电稿数量巨大,如何实现分类整理,采纪事本末体,抑或编年体,颇费斟酌。许同莘考量再三,最终决定将电文按年月日期先后排列,而各卷基本围绕一个主题,如上文举例,第一、二、三、四卷皆有关中法之役,而各有侧重,体现“编年之中寓纪事之意”。另有少量不涉主题的零散之件,则按日附入,亦如主流之外“不废沟浍”。电文内容庞杂,且多重复者,择别之际,则有一些更加细化的标准:一、“通问之辞,有泛应之语,有更端而旁及,有一义而重申,如斯之流,宜入别录”;二、“一稿数见,则录其一,而注云并致某处”;三、“若后稿视前稿加详,乙稿述甲稿大要,则存其详者、要者”;四、“有事近细微,而不容遗漏者,自应巨细兼赅,方见全神贯注”。总括言之,在大框架和准则之下,多有灵活处置,这也符合许同莘“因事起例,惟义所适”的自期。
  张之洞电稿的编排,还贯彻了一个极具特色、但非常实用的方法,即将他人他处来电附录于张之洞相应电稿之后,以便读者把握前后脉络,同时精心择录,适量而止。许同莘特别解释了这一做法的初衷:
  一事之起,必有由来;一端之发,必有究竟。电文既略,若不与来电参观,则如隐谜、歇后,索然无味矣。第附录过多,又虑喧宾夺主。兹编所录,只就见存来稿与去电互相发明者删繁撮要,辞达而止,其有异同,亦不偏废。盖审病用药,方知良医之苦心;持枘内凿,亦见大匠之寡合。且事理本无穷尽,论事当抒已见,公每为僚属剀切言之。窃本斯指,以为准则,惟来电大意,已见于去电本文者,则不重出,藉省繁复。
  对于来件的评估取舍,其实非常考验编者眼光。许同莘定下了两条标准:一、“有去电无关重要,而来电必宜辑入者,则两存之”;二、“有去电字句无多,而前后来电叙述详尽,应连类及之者,则并存之”。他也说明如此去取的理由,“此为备掌故,彰殊勋,于理宜然,不嫌变例”,“至并时僚友议论往还,深识远虑,往往足资考镜,间存一二,以概其余,则集思广益之义云尔”。(许同莘《〈张文襄公电稿〉例言》)
  《张文襄公电稿》刊印时,在文本形式方面,如抬格、署名、日期、收发者官名、地名、电文结尾习语等等,有些遵循了张之洞本人“手定格式”,也有相当部分按照统一原则做了删略与改动,而衍生抄本在书写格式、内容分类上同样各具特征。(参看秦进才《张之洞著述版本举要》)
  值得申说的是,一些貌似只是“形式”、无足轻重的问题,实际上对于我们有针对性地、有效地利用电稿,关系匪浅。例如许同莘提示发电所署日期时辰与电末韵目,会有彼此不符的异常情形,而其原因须从发电人“兴居无节”的特殊工作习惯去追究——“各电排比先后,一以时刻为准。惟公治文书,常至夜半,故电尾韵目,犹依本日,而发出已在次晨,韵、日不符以此”。按张之洞为官,以起居无恒为世所知,甚乃见诸劾疏,有“兴居无节,号令不时,即其幕友亦群苦之”之言。(大理寺卿徐致祥奏,光绪二十九年)陈衍《书张广雅相国逸事》云:“公日凌晨兴,披阅文书,有事则迟明。余初见公,约迟明往,堂上然烛以待,寻常辰(7:00—9:00)、巳(9:00—11:00)见客,午而罢,然后食,有事未而罢,或留客食,食必以酒,酒黄白具,肴果蔬并食,一饭一粥,微醺,进内解衣寝,入夜复兴,阅文书,见客,子(23:00—1:00)而罢,有事,丑(1:00—3:00)而罢,然后食,悉如日中,不解衣寝,或不进内,盖分一日若两日也。”

张之洞“号令不时,起居无节”传于众口,有笔记小说渲染“文襄自言夙生乃一老猿,能十余夕不交睫”。(李岳瑞《春冰室野乘》)


  又例如电报署名有时故意隐匿或用代称,而这类文字恰可能别具“深心”,须特别留意——“至署名处有用‘名心泐’、‘名心叩’字样者,事后与人共见,固不妨改从一律。然当日自具深心,亦仍原文,以昭核实”。再者,“有公不便径达,由掾属具名者,以原文必经公授意,或竟手自属稿,兹一例录入,仍低一字,别于正文”、“来电或加圈,亦公手笔”,这一类格式问题当然包含了值得探究的历史信息,但须检阅《电稿》原刊本才能抓取,在后出的横排点校诸版本中上述“形式”已不复存,相应信息自然也就流失了。这是我们现在利用《张之洞全集》时必须注意的。
  1928年(民国17年,戊辰),王树枏在许同莘工作的基础上增补编成《张文襄公全集》,由汉治萍公司资助,北平文华斋雕版刻印,收录14种229卷,装印成20函120册。《张文襄公全集》不仅规模扩大,分类亦有改编,14种分别为奏议(72卷)、电奏(13卷)、公牍(36卷)、电牍(80卷)、劝学篇(2卷)、輶轩语(2卷)、书目问答(4卷)、读经札记(2卷)、古文(2卷)、书札(8卷)、骈体文(2卷)、诗集(4卷)、抱冰堂弟子记(1卷)、家书(1卷)。原“电稿”一分“电奏”、“电牍”两种,王树枏说明区分理由:“许君辑本内列电牍一门,并未分类,兹集分列电奏、电牍两门,盖以电奏例由枢臣代陈,仍属对扬体裁,故附诸奏稿之末。电牍多逾千字,少或数言,繁简虽殊,究系公牍性质,故列诸公牍之后,亦各从其类也。”(王树枏《〈张文襄公全集〉凡例》)按电奏13卷,起自光绪十年(1884)闰五月三十日,迄至光绪三十三年(1907)八月初四日,共429件;电牍80卷,起自光绪十年(1884)六月初七日,迄至宣统元年(1909)六月二十日,共6000余件。
  尚可补充的是,《张文襄公全集》编成后,许同莘仍未完全结束这方面的工作,一度拟刊“文襄公全集重编节本”,重编之法则与王树枏略有别。笔者在“孔夫子旧书网”检到许同莘致王嵩儒信札,附“文襄公全集重编节本办法”,颇有价值,兹转录如下:
  奏稿五十卷。(此指同莘所编之本而言,王晋丈所编者,将此五十卷分拆为七八十卷,其大体无甚出入,以下言卷数者仿此。)拟删节三分之一,末有谢折四卷,拟全删。惟王本于奏稿之起讫(如“奏为”至“仰祈圣鉴事”,及“所有”至“缘由伏乞圣鉴”之类)皆删去,此却不可,仍以补入为宜,计此稿删本,可编为三十六卷。
  公牍二十八卷。王本已有删节,兹拟删为八卷,内咨、札可以多删,批牍则所删者较少。
  函稿六卷。此却不可删,王本当添入数篇,可以补入,惟家书不必刻。
  电稿六十六卷。此稿十之六七,皆文襄公亲笔,不宜多删。惟所附之各处来电,则可多删,拟编为五十卷。此稿初编时,因稿本不全,有缺漏处,王本亦未补入,其所缺之稿,近年已设法觅得。计应补入者,约有两三卷,此可包括于五十卷中。
  骈文三卷,不删。
  散文三卷,内朝考卷二篇,可删。王本补入一篇,仍应补入。
  杂著四卷,不删。
  金石文五卷,新增。
  诗集无卷数,不能删。
  弟子记一卷,不可删。
  年谱,现拟之稿预计约有四五卷,如此稿成后,别为节本,则二卷即可。
  以上约计一百十卷。
  此外有《书目答问》、《輶轩语》、《劝学篇》、《十六家诗钞》四种,拟不编入。
  如照此办法,则全书一百一十卷,可分订为五十册(或四十六册),用小本印行,略如石印二十四史之式,大约每部工本须十五元左右,出售时定价从廉,可定为二十元(或稍加),如拟交书局(如商务印书馆之类)代印代销,则不须出资,尚可抽版税,每年结算,照书价收,可分之十五,但销售部数不能预定耳。

许同莘致王嵩儒函,论“文襄公全集重编节本办法”(来自孔网)


  1937年(民国二十六年,丁丑),张之洞弟子甘鹏云在军人徐源泉的赞助下,利用王树枏编印《张文襄公全集》书版,加以修补,又招集张之洞门生故吏石荣璋、刘远驹、刘文嘉、孙培基、李钦、胡钧、龙骥等七人分头校勘,删去伪造的《家书》一卷,附录《张文襄公全集校勘记》,印行了13种228卷的楚天精庐版《张文襄公全集》。(甘云鹏《校印张文襄公全集缘起》、徐源泉《张文襄公全集题记》)其中电奏、电牍两部分,均一仍文华斋版本。
  前述许同莘对卷帙浩繁的张之洞电稿采取“分为三编”的整理方式,先行付梓的《张文襄公电稿》66卷即为“甲编”,而甲、乙、丙三编原稿一并归交张之洞后裔收存,后经辗转流传,现在成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“张之洞档案”的一部分。据茅海建先生调查,“‘张之洞档案’的主体部分,是张之洞的幕僚许同莘编《张文襄公全集》时所据之原件或抄件,还留有许同莘的许多抄目和批注。上世纪50年代由张之洞曾孙张遵骝赠送给近代史研究所;另有一些是近代史所图书馆历年购置,收集而入藏的,总计492函,内有两千余册及数以千计的散页”。(茅海建《戊戌变法的另面——“张之洞档案”阅读笔记》,自序)
  2017年,“张之洞档案”之大部编入《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》第二辑“张之洞专辑”,由大象出版社影印出版,共172册,951卷。据编者说明:“本辑作为张之洞专辑,由于出版计划的改变,不能将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张之洞档案全部收辑,所收辑的主要是张之洞的电报和奏稿,包括底稿、定稿、原件、抄件。”查所收录以奏议与电稿为主,前者包括“张之洞督粤奏稿钞本”、“张之洞督楚照例奏稿原件”、“张之洞督粤奏折正本”、“张之洞署江督奏折正本”、“张之洞督楚奏折正本”等,后者包括“电稿目录”、“电奏稿”、“电稿”、“张之洞收各方来电”、“张之洞致各省及外洋电稿”等。其中第2册至53册前半为“电稿”,起自光绪十年(1884)闰五月三十日,迄至宣统元年(1909)七月十三日,第53册后半至110册为“张之洞收各方来电”,起自光绪十年(1884)十年七月初七日,迄至光绪三十四年(1908)九月初十日,部头均十分庞大,原“张文襄公电稿”的乙、丙两编或已包含在内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“张之洞档”

  目前所知存世的张之洞电稿,除以社科院近代史所藏为大宗外,还散见于其他一些地方,例如国家图书馆藏《张文襄公电稿》抄本,108册,分装18函,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《张之洞电稿》抄本,收录从光绪十五年至三十一年张之洞与各处的来往电报,共计47册。另有“东方晓白”整理《张之洞(湖广总督府)往来电稿》,刊载于《近代史资料》第109号,内容不乏史料价值,惟史源并不清楚,尚待进一步调查。
  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苑书义、孙华峰、李秉新主编之《张之洞全集》十二册,2008年武汉出版社出版赵德馨主编之《张之洞全集》十二册,均以1928年北平文华斋刊本《张文襄公全集》为底本。河北版《张之洞全集》分奏议(72卷)、电奏(13卷)、公牍(84卷)、电牍(100卷)、劝学篇(2卷)、輶轩语(2卷)、书目答问(4卷)、读经札记(2卷)、古文(2卷)、书札(8卷)、论金石札(2卷)、骈体文(2卷)、诗集(4卷)、抱冰堂弟子记(1卷)、家书(1卷),共15种,299卷,其中电牍由80卷增至100卷。据编者统计,河北版《张之洞全集》较《张文襄公全集》,“总计增加了400余万字,大致增加了一倍多”。(秦进才《张之洞全集的整理历程》)惟增加的部分,未作具体说明,在未对两者作充分比对之前,难知其详。
  武汉版《张之洞全集》依奏议、电奏、公牍、电牍、书札、家书、劝学篇、輶轩语、书目问答、读经札记、论金石札、古文、骈体文、诗集、弟子记等项排列,分为十二册,不分卷次。据各册“编辑说明”,其中第4册收录电奏,起自光绪十年(1884)闰五月,迄至光绪三十三年(1907)八月,共469件(不含附件),较《张文襄公全集》的444件,增补25件;第7至11册收录电牍,起自光绪十年(1884)六月,迄至宣统元年(1909)六月,共7358件(不含附件),较《张文襄公全集》的4060件,增补3298件,“其中除少量外,均录自抄本《张之洞电稿》(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藏)”。按电奏、电牍数目,系笔者据各册“编辑说明”合并统计而得。又,编者“前言”指出:“本书收录文献共14453件,比底本多7802件,比河北版多3473件。在当前阶段,它应当算是一种比较完备的本子。”(赵德馨主编《张之洞全集》第1册 ,前言)惟同一编者,在另外场合却又说,“本书收录文献共13600件,比底本多6900件,比河北版多2600件”。(赵德馨:《求全·求真·求准——编辑〈张之洞全集〉的做法与体会》,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》2008年第4期)两种说法并不一致,未知孰是?
  武汉版的增补工作以“电牍”一门尤其显著,增补各件均在目录标题上方加圈,标明与王树枏《张文襄公全集》、河北版《张之洞全集》的异同,便于已熟悉以上二集的读者迅速确认新材料。惟其增补的部分,未包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“张之洞档案”。再,据该书收录原则:“全书以张之洞著述为主,他人资料与张之洞有关者为辅。电牍中,仅有他人来电,而无相应张之洞电稿者不收。”因此,其统计的《张文襄公全集》件数,均指原收录发电件而言,增补的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藏《张之洞电稿》,也只是“发电”部分,而“来电”部分因非张之洞本人之作,限于体例,并未纳入。

许同莘:《编辑〈张文襄公全书〉叙例》,庚申[1920]五月)


  最后再赘一句,许同莘撰《编辑〈张文襄公全书〉叙例》(1920年)一文,不仅保存了张之洞“遗文”最初整理、编纂的相关故实,而且全面反映其“尽力于文襄文字之役”的经验心得,对于录入张集的不同类型(文体)文献的性质、特征及价值一一解说,平实可信,俱见功力,而就“编次之法”斟酌损益、精益求精,尤见其对“文体”的敏感,表现出醇厚的文史素养。此文非为“研究”而作,但许多内容与后起之史料学观念暗合,实为今人检阅或利用《张之洞全集》之前必读之文。某种意义上,“叙例”也属于广义的目录之学,而且更符合“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”的本义。此处便有必要重温清人王鸣盛之言:“目录明,方可读书,不明,终是乱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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